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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5周年,共同回味交大校园这些难忘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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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欢庆解放的交大学生们扭起了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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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交大中外学子重走上海“解放之路”,见证上海解放75年来“光荣之城 人民城市 ”的建设发展历程。

这是一个炽热的日子。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历史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1949年5月27日,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交通大学校园内沸腾了。

师生员工们欢欣鼓舞地返回学校,奔走相告:“解放了!”“解放军来了!”校门前竖起一面鲜艳的红旗,“九头鸟”大喇叭里传出雄壮响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学们组织起宣传小队,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走向街头,欢庆解放。大家激情高涨,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向群众宣传:人民从此翻身做了主人,今后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讲的、听的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把青春的激情燃烧在奉献民族复兴的伟大岁月”。穿过历史云烟,上海交通大学始终与这座英雄的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回溯交大师生投身民族救亡的坚定足迹,上海解放中的交通大学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的交大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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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矗立着一座穆汉祥、史霄雯二烈士墓,常有人献花祭拜。这是两位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的交大学子之墓

交通大学素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早在1925年年底,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中共南洋大学党团支部建成,成为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之一。

到解放战争时期,交大地下党组织走向成熟,不断发起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上海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头羊,是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一座坚不可摧的“民主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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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矗立在交大校园内的“民主堡垒”。

1949年的“四·二六”大逮捕发生四天后,即4月30日,已调地区工作担任徐汇分区委委员的穆汉祥,在交大门口的一家面馆用餐时,就被特务学生龚瑞盯上而被捕。5月2日,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新青联”成员史霄雯在电车上亦遭遇特务而被捕。

穆汉祥和史霄雯被捕后,被扣上了沉重的脚镣,关在警察总局的死牢中。

在狱中,敌人对他俩用带铁钉的棍子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刺手指甲,三番五次酷刑逼供。穆汉祥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肋骨被磨得又青又肿,两条腿在老虎凳上由于受刑太重,膝关节不能弯曲,使他无法坐下,背部与胸部给带钉的棍子打得满是洞眼,带着血斑,疼痛难当,根本不能躺下,只能斜倚墙壁,但他仍宁死不屈,敌人多次审问仍毫无结果。史霄雯满身伤痕,仍顽强挺住,坚持斗争。

就在5月20日,上海即将解放时,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把穆汉祥、史霄雯缚住双手,押到了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临难前,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学生自治会的学生在工人的指点下到普善山庄寻找烈士的遗体,经过反复辨认,终于在遗体的衣袋里一条领带中找到一张小纸,上面写着史霄雯的名字,另外从衣着与牙齿的特征上辨出穆汉祥烈士的遗体。

1949年6月5日,全校师生员工2000多人怀着十分悲恸的心情迎回两位烈士的灵柩,在新文治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1950年5月,陈毅市长为穆汉祥、史霄雯二烈士墓碑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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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7日上海市长陈毅复函吴有训同意给史穆烈士纪念碑题词。

交大工程馆,华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晚驻址

这是一张拍摄于上海战役时期的珍贵历史照片。1949年5月27日早晨下着下雨,上海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南京路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相似的情景在解放前夜曾在交通大学出现——

1949年5月24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5月25日清晨,交通大学校门口已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民保安队站岗。

交大工程馆,是华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天的驻址。5月25日夜到26日晨,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又由南翔分批乘汽车向上海进军。

在车上,陈毅问坐在身边的秘书周林:“你熟悉上海,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应该先去哪里?”周林说道:“先去徐家汇交通大学,然后分头接管。”

据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介绍,那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显得有些泥泞。车队到达沪西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没有占用老师和学生的宿舍,住在工程馆二楼讲堂,大家都躺在地上休息,度过进入上海的第一个夜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去了沪西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与地下党领导人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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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仍在徐汇校区作为自修教室等的交大工程馆,正是华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天的驻址。

5月26日,由学生自治会组织1000多人的“交通大学人民宣传队”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庆解放。从徐家汇出发,直至外滩,一路上唱着革命歌曲,上演庆祝解放自编的“活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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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宣传队、保安队臂章。

1949年5月27日晚上七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崭新的呼号开始播音,宣布:大上海解放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交通大学等高校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

1949年6月1日,“上海各界青年纪念‘五卅’大会”在交通大学新文治堂(即徐汇校区大礼堂)举行,陈毅市长到会发表演说。

两个“一号令”:上海军管会接管交大

1949年5月上旬,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下属各系统接管机构,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具体负责接管上海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处根据地下党所提供的资料,开始对上海高等院校的情况进行摸底,筹划入城后接管工作的具体步骤与方法。

当时上海共有大专院校48所,其中公立15所、私立27所、教会学校6所。交通大学作为公立学校中的国立大学,规模最大,历史悠久,拥有一大批知名教授,曾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丹阳会议上,决定在重点接管的四所国立大学中首先接管交通大学,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1949年6月中旬,为了顺利推进接管工作,接管之前,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多次召开知识界人士会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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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5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字第壹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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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交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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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交大大会在新文治堂举行。

1949年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共同签发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字第壹号令”:“国立交通大学:兹任命唐守愚同志为本会代表,负责接管该校,仰即知照。此令。”

接管仪式同日在交大新文治堂隆重举行。军代表唐守愚向全体师生宣读了“文字第壹号令”,阐明“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接管方针,宣布“取消党义、公民等反动的政治课,取缔国民党的训导制度,解散校内一切反动团体”。唐守愚把军事接管交大这件事誉为“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持斗争、有着‘民主堡垒’光荣称号的交大师生两股民主力量的胜利会师”

从这时起,经历种种磨难,交大学子终于能坐在安静教室里认真听课,在图书馆里奋发读书,在实验室里完成科学实验。交通大学这所饱经沧桑的高等学府,终于迎来崭新篇章。

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向交大发布了由陈毅、粟裕联合签署的第二个“壹号令”,即“文高教字第壹号令”。全文如下:

国立交通大学:

兹派吴有训、陈石英、王之卓、钟伟成、陈大燮、朱物华、陈维稷、钟兆琳、王龙甫、黄席棠、曹鹤荪、裘维裕、张鸿、张震、汪旭庄、胡永畅、蒋大宗、沈友益(学生代表)、张立秉(学生代表)为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并以吴有训、陈石英、王之卓、钟伟成、陈大燮、朱物华、陈维稷、胡永畅、沈友益为常务委员,吴有训为主任委员,陈石英为副主任委员,以陈大燮兼教务长,王龙甫兼秘书长,朱物华兼工学院院长,裘维裕兼理学院院长,钟伟成兼管理学院院长。除分令各新任人员即日到职视事外,着该校原有负责人克日办理移交,并将交接情况具报。此令!

这份文件清晰地规定了交大校务委员会的基本人员构成——由学校负责人、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代表是中坚力量。作为在学界享有很高声望、深受广大师生敬仰的专家学者,很多人长期在交大任教,对学校感情深厚,也熟悉学校事务。

1949年8月2日,交大校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向全校发布由主任委员吴有训、副主任委员陈石英签署的布告,开启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并着手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保证学校在“新旧过渡时期”行政机构的有效治理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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